时间过得飞快,转眼间已经到了戊戌年的腊月廿三,从钢筋水泥砌筑成的楼宇间走过,不经意间会飘来门城人家炖肉的香气,还能听到由远及近此起彼伏的鞭炮声。此时此刻,在外漂泊的游子,恐怕没有人不对久别的家乡产生许多思念,没有人不对远去的年味萌生许多留恋。
自从1981年10月离开故土河北省晋州市到北京求学,屈指算来已有38个年头。上学时放寒假总要回家过年,也能回家过年;上班以后,由于铁路实施工程单位的工作性质,就以四海为家了,过年有时放假、有时不放假,因此,也就经常体会什么是革命化的春节了。正是由于回家过年越来越难、慢慢的变少,才更加怀念那些与亲人团聚的时刻,更加珍惜马上就要来临的春节假期,盘算着、惦记着哪一天能回到自己的老家,见一见日思夜想的亲朋故友,看一看那变美的乡村,听一听那熟悉的乡音,尝一尝那难忘的年味,叙一叙那淳朴的友情。
我对过年的记忆,是从一挂鞭炮开始的。腊月廿四,是总十庄的年货大集,方圆百里的小商小贩,这一天都会把他们精心准备的年货拉到集上来卖,卖酒的、卖肉的、卖粉条的、卖豆腐的、卖白菜的、卖针头线脑日用百货的,各种商品琳琅满目,很多平时见不到买不到的东西,在年货大集上都能见到买到。到了这一天,父亲会带着我们去赶集,买吃的、买用的,是父亲操心的事情,从来不用我们小孩子操心。到了集上,父亲会给我们兄弟几个一人一块零花钱,个人愿意买啥就买啥,没有限制。哥哥喜欢买书,他买了几本连环画小人书;弟弟喜欢买糖,他买了一堆五颜六色的糖瓜;我却喜欢买鞭炮,买了一挂“电光鞭”。我可以看哥哥买的书、吃弟弟买的糖,也要让他们放我买的炮。我的办法是把一挂鞭拆散了,一个一个地去放。用一根香头每点一次炮捻子,就有一次黑火药炸响的激动。那时候想,要是能一挂一挂的燃放鞭炮,该是多么过瘾啊。随年纪的增长,自己对鞭炮越来越没有了兴趣,反而跟哥哥一样喜欢上了读书,有了零花钱我们就凑在一起,还真买了几本诸如《红旗谱》、《创业史》、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这样大部头的小说,也记住了梁斌、柳青、浩然等作家的名字。那时候,能读到一本好书是很幸福的事情,经常在寒冷的冬夜躺在被窝里,借着煤油灯的微弱亮光读书读到很晚,鼻孔里吸进不少油烟的积碳;有时候,帮着母亲烧火做饭,借着锅灶熊熊火焰发出的亮光,我会沉浸在小说描绘的五彩斑斓的世界里。
我对过年的记忆,还有杀年猪、吃肉菜的年味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们农村农户一年到头,吃不上几回肉菜,也吃不上几回白馍。小孩子盼过年,最大的诱惑还是嘴馋。为了给我们过年解馋,父母每年都养一头肥猪,养猪的猪圈就是一个砖砌的长方形大坑,在大坑的一头垒一个砖梯,盖一个猪炕棚,放一个猪食槽,就给了猪吃饭睡觉的空间。喂猪是一项辛苦的劳动,一年三百六十天,每天喂猪三顿饭,都是我母亲承担。有人疑问:“当时,人还吃不饱,拿什么喂猪呢?”我记得,母亲起早贪黑下地干活儿,回家时都会从地里割一筐青草背回来喂猪,我们兄弟几个放学以后也去地里割草,猪吃不完的青草就晒成草干儿,加工成草面子,跟刷锅的泔水拌在一起给猪吃。到了秋天,等到生产队把山药(红薯)刨过一遍以后,允许社员拿着铁锨到地里翻找丢下的山药,母亲就带着我们一块地一块地去翻,找回来的山药能堆成小山。还有生产队收完白菜,丢在地里没人要的白菜根儿,我们也刨回来不少。把草面子、烂山药、白菜根放在大铁锅里煮的烂烂糊糊,每顿给猪?上一大瓢,猪就像吃八宝粥一样有滋有味。为了给猪熬一锅可口“八宝粥”,母亲经常要忙乎到夜里很晚才能休息。
到了年根底下,生产队就支上了杀猪的大锅台,按照预约的时间,杀猪师傅来家里把猪抬走杀掉,我家留下半个猪扇子,另半个猪扇子,就由父亲骑着自行车弄到集市上卖掉了。留下的半个猪扇子,割成好多肉块,给这家亲戚送一块,给那家亲戚送一块,剩下的也就不多了。年三十和大年初一熬一锅猪肉菜,包一顿肉馅饺子,再省下一些肉方子腌到一个瓦罐坛子里,到了过节或干重体力活儿时才舍得拿出来吃一点。
我对过年的记忆,还有漏粉条、做豆腐的热闹。漏粉条、做豆腐能成为过年一景,一来是因为漏粉条用的红薯、做豆腐用的黄豆,只能等到秋收以后才有原料。二来是因为漏粉条、做豆腐都是比较费时费力的手工活儿,只有到了冬天年根上农民才有了这闲工夫。在冀中平原,粉条是个很传统的食品,手工制作粉条的老手艺,少说也有千年历史。将洗好的红薯,倒进磨粉机里粉成碎渣,再经过两次过滤和沉淀,让淀粉和红薯渣彻底分离。分离出来的淀粉浆吊在袋子里晾晒,等干结成块就成了淀粉块儿。做粉条之前打成淀粉浆糊,这道工艺是决定粉条质量的关键,加多少淀粉多少水,和成怎样软硬程度的面团,需要力气,更需要经验。漏粉条时,漏粉匠站在热气腾腾的开水大锅前,用一只手和胳膊夹着大漏瓢,另一只手不停的拍打瓢沿儿,这样瓢里的粉团儿就会顺着瓢底的孔眼漏到开水翻滚的大锅里,瞬间凝固成无数条又细又长的熟粉条。熟粉条成型后,被迅速捞到旁边的冷水缸里,用手整理成束,穿在杆子上,然后再经另一冷水缸降温,来回摆动,让粉条充分散开不粘连。整理好的粉条,先挂在架子上晾,然后才拿到太阳底下暴晒。从红薯到淀粉,再到粉条,每一个环节,都凝聚着庄稼人的心血,都寄托着庄稼人的希望。
做豆腐是个细活儿,整一个完整的过程要经过碾碎豆子、用水浸泡碾碎的豆子、磨碎豆子、榨豆渣子、煮浆、点卤、压豆腐等八个工序。早些年,做豆腐和漏粉条、杀年猪一样,都是农民自愿组织起来互帮互助,一般不收手工费。做豆腐的主家按照约定时间,把磨成糊状的豆粥交给做豆腐的师傅,从家里抱上一捆干柴,煮豆浆时烧火。能不能做出好豆腐,关键技术一是掌锅,一是点卤。 “掌锅”就是煮豆浆时,站在锅边防止豆浆“跑锅”。豆浆煮到似开不开时,如果不马上舀出来,豆浆就要猛然溢出锅外,整锅的豆浆就要损失过半。点卤更需要技术。点不好,做出的豆腐就会苦;点好了,豆腐甜丝丝的,好吃。也许是半夜时分,做豆腐者把压好的豆腐用小车推到家来,用割豆腐刀一块一块把整个豆腐打开,桌子上、菜板上甚至铺了一层塑料布的土炕上,到处都是热腾腾的豆腐。我喜欢吃白豆腐,也不怕烫手,拿起一块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,母亲在一边不住地喊:“别噎着!别噎着!”
我对过年的记忆,还有穿上新衣服的喜悦。在我记忆中,一个人能有两身换洗衣服就不错了。一般人家,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,才舍得添置一件新衣服。早年是母亲自己纺线织布,用一个冬天的辛劳,织出几块布,裁成几身衣;后来农村流行“的确良”,也有了成衣坊,就买布找裁缝做。那时候,最常见的就是蓝绿两种颜色,有做两个兜的,也有做四个兜的。我第一次穿上四个兜的海军蓝衣服,感到特别精神。
我对过年的记忆,还有走亲戚拜大年的幸福。我们老家有个流传了几百年的风俗:“初二初三,外甥拜年。”父亲的姥姥家,在总十庄镇的庞古庄。在我很小的时候,父母带我们去给太姥姥拜年,太姥姥是一位十分慈祥的小脚老太太,每次见到我们几个曾外孙,都高兴地合不拢嘴,挪动着一双小脚,从火炕上下来,颤颤巍巍地打开一个小匣子,拿出几张毛票,递到我们手里,疼爱地说:“都拿着,去买糖吃。”没过几年,太姥姥就去世了。从那以后,父母还是每年正月初三带着我们去庞古庄拜年,父亲还有两个舅舅,我们唤作“老舅”,岁数大的老舅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,岁数小的老舅是一位抗战时期的老党员,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几十年,他一心为公,两袖清风,受到村民的拥戴。在老舅的带领下,这个村走合作化发展道路,全力发展畜牧养殖和水果种植产业,村民摆脱了贫穷走向了富裕。每次到老舅家拜年,我们都是大碗吃肉、大口吃馍,既解馋又管饱,心里默念着的好,油然而生一种幸福感。回家的时候,老舅还会给我们装上一筐黄橙橙的雪花梨,当时我们村还没有梨树,所以雪花梨也是稀罕物。
风雨几十年,弹指一挥间。当前,我的家乡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人们的生活一天更比一天好,论吃论喝论穿戴,天天就像过大年。但是,我依然怀念童年时候在老家过年的情景,白面馍、大锅菜,穿新衣、放鞭炮,人和人之间有一种亲近感,这才是过年的味道。(张世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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